诗人北岛，被50万人围观之后

王悦

诗人也直播了。

4月19日晚，北岛直播，50万人在线围观了他。直播现场还邀请了西川、老狼、钟立风、许知远……诗人、作家和歌手聚在一起吟唱诉说。

就在此四天前，崔健演唱会在线上直播，最高峰有4300万人在线，超过1亿人点赞。新媒体技术让人们对80年代的怀旧，在2022年的春光四月，得到了集体的抒发。

很多人认为，北岛是属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人，已经过时了；另一些人则把北岛当作一个“诗歌”的象征，缅怀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时代。

对于北岛来说，80年代一定也意义非凡，那是他作为诗人最受欢迎的时候。但是北岛却并不希望与80年代捆绑在一起。

他自觉与那个年代以及自己的早期创作保持距离。

北岛引领了一个绝无仅有的现代诗的时代，可是他绝不会希望人们沉溺于过去的幻影。因为他心中挂念的，是推动现代汉语的转型与发展。

若按他的标准，80年代的现代诗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

在写诗的路上，北岛似乎只能“往前走”，没有回头的余地。

上世纪80年代“诗歌热”的源起，还要再往前追溯10年。

如同作家阿城所言，各种思潮的酝酿已经贯穿整个70年代。那是一个是“潜伏期”，80年代才是“表现期”。

北岛原名赵振开。从1969年起，北岛都在当建筑工人，一当就是11年。5年是混凝土工，6年是铁匠。

1970年春，北岛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北京四中的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三人在后湖划船，史康成在船头朗诵一首诗：

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

北岛听后为之一动，忙问作者，史答“郭路生”。“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

郭路生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食指。当时几乎人人都在写旧体诗，在北岛看来，那些都是陈词滥调。但食指与其他人不同。北岛后来回忆说，食指的诗“为我的生活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户”。

食指用抒情诗表达个人情感，“上山下乡运动”恰好将食指的诗带向四面八方。用北岛的话来说，“食指一下触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关”。

1973年，北岛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一句石破天惊，其实呼应着诗人食指那一首《命运》的开头：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誉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诗中大声的呼喊，“我——不——相——信——”，则是在回应食指的《相信未来》。

也是在70年代，北岛结识了当时活跃在北京地下诗坛的诗人。

1972年，北岛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诗人芒克。芒克在白洋淀插队，北岛去看过他。芒克还与同在白洋淀的诗人多多（栗世征）、根子（岳重）一起，被后来的人称作“白洋淀诗派”。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北京民众自发悼念去世的总理周恩来。

那天是星期天，夜色降临时，北岛听到人群中有人高声朗诵点名“四人帮”人物的檄文。中间的人念一句，周围的人复诵一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那时，北岛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到来。

到了1978年，变化终于来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是松动的信号。

局势的变化让北岛激动不已。他向朋友们提议，一起办个文学刊物。

1978年12月23日，北岛与芒克几个人创办了民间诗刊《今天》。他们骑着遮住车牌的自行车运送杂志，并将杂志贴满了包括西单在内的很多地方。

北岛的《回答》在创刊号上首次发表。“北岛”这个笔名也是这时芒克给他取的。

《今天》获得了空前的人气。

不少人在张贴的杂志创刊号上留下地址姓名，编辑部的人手得到保障。《今天》于是走上正轨，能够定期出版，并发行全国。

一年半的时间里，《今天》出版了9期双月刊和7部系列出版品。

彼时诗歌有多热？

从《今天》举办的第一次朗诵会可窥一斑。

1979年4月，在玉渊潭公园，编辑部邀请一些年轻人在公园一块松树环绕的空地朗诵。第一次的听众就达到了四五百人。上台朗诵的还有在电影学院上学的陈凯歌。他朗诵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和北岛的《回答》。

同年第二次朗诵会，听众有近千人的规模。

评论界将发表在《今天》上的诗统统称作“朦胧诗”，并把北岛、顾城、舒婷三位风格不尽相同的诗人归为一类。

北岛自己并不那幺认可“朦胧诗”的帽子。

他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朦胧诗”不是他们自己命的名，只是他们当时根本无权申辩。在北岛看来，《今天》诗刊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

在那些诗中，唯一能找到的共同倾向，是对一统天下的官方话语的反抗，意在恢复诗歌的尊严。

诗人北岛，志在革新现代汉语。

那时，词与物的关系固定且僵化，“太阳”就是领袖，“红色”就是革命，“母亲”就是祖国。在北岛看来，当时的现代诗挑战了这种僵化的话语，打破了语言牢笼。

在文章《古老的敌意》中，北岛写道：“1949年以来逐渐取得垄断地位的官方话语，几乎禁锢了每个人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甚至恋爱方式。”

因此，“必有人重写爱情”，并重写所有的思想和表达。

北岛还记得，1972年初，他写了首诗《你好，百花山》。诗中有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父亲看到后一脸惊恐，让北岛马上烧掉。那时候的人很难想象，太阳怎幺能是绿色的。

可是在《回答》中，北岛一连写了四个“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既然天不是蓝的，那太阳也可能不是红的。这与上一代诗人艾青的诗句“火是红的，血是红的，山丹丹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针锋相对。

这样的诗句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无比怪异的。诗不再可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而是提供了更多的文学解读的可能性。

以太阳为例，多多写下“你创造，从东方升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诗人们不断为太阳重新命名，汉语的权力从此牢牢掌握在个人手中。

词汇的意义，似乎只有在诗的文本中才能得到理解，而拒绝外部社会的强加。

终于，现代汉语得以从僵化的话语中挣脱，获得一种新的样貌。

短暂的80年代，很快就过去了，诗歌的热闹景象，也一去不复。

诗歌迎来了几乎注定的危机。

如同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艺术和文学面临着一种与过去不同的危险”，威胁它们的是“一种没有面孔、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经济进程”。

北岛也敏锐地觉察到，商业化时代造成了词与物的严重脱节。“如今的写作，如同‘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

活跃于80年代的诗人，大多都走向沉寂。

与北岛一起创办《今天》诗刊的诗人芒克，整个90年代几乎很少写诗。他说：“诗歌消亡与否已经和我关系不大了，既然每个人都还活着，就都算幸存者。”

90年代崛起的“第三代”诗人队伍虽然逐渐壮大，但远不能与批量生产的通俗文化产品相抗衡，影响力大不如80年代。

诗歌退居“边缘”地带，在文学界的地位也被小说和散文取代。

北岛也整整漂泊了20多年。90年代其中短短4年间，北岛居住过7个国家，搬了15次家。

散文集《失败之书》，他如此写道：“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散文集《青灯》中，他写了这种漂泊的命运：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

2007年，北岛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结束了20多年的异国漂泊之旅。

如今，很多人都开始怀念80年代，并把它理想化，甚至有人想要“重返80年代”。可是北岛却希望人们认识到80年代的种种局限。

今天再看北岛本人，他既是80年代的引领者，也是80年代的批判者。

他是从“跟自己过不去”开始反思80年代的。

北岛说，他早期的诗有着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这也是他很早就想要克服的。那时候的作家都以启蒙者自居。启蒙者都喜欢道德说教。

北岛在半个世纪前就在反对“躺平”了。他记得自己写的第一首诗《因为我们还年轻》，针对的是当时年轻人的虚无、颓废倾向。

《回答》也一样，很多诗句只是空洞的口号。只不过，《回答》中的道德说教似乎被反抗的姿态掩盖。

实际上，那种反抗姿态也让北岛不满这首影响一代人的诗作。

“对抗是种强大的动力，但又潜藏着危险，就是你会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敌人。”

在北岛看来，只知对抗是可悲的，扮演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低级侍从”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只会行走，不会飞翔；只会战斗，不会做梦”。

这也是80年代很多现代诗的局限。

香港学者李欧梵曾指出，北岛那一代人的诗的共同特征是，惯用宏大的抽象名词（如时代、历史、真理）、充满激情的意象（如大火、燃烧）以及与大自然有关的字眼（如太阳、闪电）。

迈入90年代，北岛的诗就自觉从一个“‘英雄’时代的自画像”，变成了“一个人”——“他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寻诗的灵感和语言，并从一个‘日常’的角度去反讽一些宏伟悲壮的抽象名词。”

在漂泊的日子里，北岛的写作逐渐摆脱早期预言和宣告的口吻，而走向了审慎、敏感、分析性和个人化的风格。

2009年，擅长写短诗的北岛动笔写作长诗《歧路行》。这首诗一写就是11年，一共有34章，直到2020年才完成。

北岛说：“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幺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一个交代。”

自我与时代的关系，是贯穿北岛整个写作生涯的母题。

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总是这般复杂，饶有趣味。

相信很多人都记得，就在两年前，北岛在豆瓣上分享了90年代的旧作《进程》。

有网友看到“苦难”“衰败”“官僚”“国家”这样的词，评论区一片骂声，充斥着低俗的、人身攻击式的辱骂，完全不理会整首诗中词与词、词与物之间关系。

北岛关闭了评论，最后只留下一句话：“这是讨论诗的平台，但不应使用语言的暴力。”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很多人却用“朦胧”来为北岛辩护，反对攻击北岛的人过于直接的解读。而“朦胧”的帽子，恰恰是北岛当年想要拒绝而不能的。

热心的读者想要调和北岛与时代的关系，这也恰恰违背了北岛的意愿。

北岛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中获得灵感，主张“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去，跟母语过不去，还得跟自己过不去”。

也许，不论身处攻击他的人中，还是身处热爱他的人中，北岛注定是孤独的。

实际上，北岛一直都很清楚，网络既是很好的传播工具，也是一场灾难。

北岛固然想要借由网络的力量扩大诗歌的影响力，但他也深知新媒体技术的黑暗面。他尤其警惕近年来很多作家粉丝成群的现象。

在北岛看来，粉丝本来是娱乐圈的事，现在扩展到文学界和整个文化界。

他曾写道：“‘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邪教，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

诗歌的传播可以仰赖网络，诗歌的写作却从来都是孤独的事。

“诗歌像酿酒，埋在黑暗中，却很长时间才可能成为好酒。”

今年4月的这一场直播，50万人隔着屏幕围观一个诗人，反倒更加凸显出他的孤独。

出版社想要借由这场直播推广北岛新的诗文集《必有人重写爱情》，其中第一次收录了长诗《歧路行》的片段。73岁高龄的诗人在直播现场，除了朗诵和倾听，话不多，大部分时候都在沉默。

反倒是“古老的敌意”，被50万人的围观、点赞，满屏喧嚣的留言所掩盖，仿佛诗人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顷刻间化作一团和气。

在评论区，有诗歌爱好者抱团取暖：“我们还有诗呢”“泪目”“哭了”“突然被击中了”，也有好奇的人发问：“这都是谁？”还有人听到老狼和钟立风唱歌连连尖叫。

80年代的众人不也是热闹一番，随后一哄而散，径直迈向商业化的年代吗？

众生喧哗过后，只留下诗人把汉语诗歌转型的重任扛在肩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

不过，北岛早已预感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如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