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全球化废墟上产生更好的全球化

丹尼·罗德里克

现在普遍认为，1990年代后的超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新冠大流行和俄乌战事使全球市场沦为国家目标之下次要的辅助角色。但是，所有关于去全球化的讨论都不应该让我们对当前危机实际上可能产生更好的全球化的可能性视而不见。

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超全球化一直在倒退。2007年之后，贸易占世界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国际资本流动从未恢复到2007年前的高度。公开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客，在发达经济体中变得更有影响力。

超全球化在其诸多矛盾中崩溃了。首先，专业化的收益与生产多样化的收益之间存在紧张。比较优势原理认为，国家应该专注于目前擅长的产品。但长线发展思维表明，政府反而应该推动国民经济去生产较富裕国家所生产的东西。结果是最成功的经济体的干预主义政策，与世界贸易体系所奉行的“自由”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

其次，超全球化加剧了许多经济体的分配问题。贸易收益不可避免的另一面，是收入从输家再分配给赢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从输家到赢家的再分配相对于净收益越来越大。

再次，超全球化削弱了公职人员对其选民的责任感。重写全球化规则的要求遭到了反驳，理由是全球化是不可改变和不可抗拒的，如克林顿所说，“这是自然力量的经济等价物，一如风或水”。对于那些质疑现行制度的人，布莱尔回应说：“你不妨争论一下秋天是否应该在夏天之后。”

随着超全球化的瓦解，世界经济的情景五花八门。回顾1930年代，最糟糕的结果将是国家退出，转向自给自足。一个不那幺糟糕但仍然丑陋的可能性是，地缘政治的至高无上意味着贸易战和经济制裁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永久特征。第一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世界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存，经济成本将是巨大的—但我们显然不能排除第二种情况。

然而，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好的情景，使我们在民族国家的特权和开放经济的要求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这一再平衡可以在国内实现包容性繁荣，在国外实现和平与安全。

第一步是政策制定者修正超全球化以及其他市场优先政策一起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这需要重振布雷顿森林时期的精神，当时全球经济服务于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充分就业、繁荣和公平—而不是相反。在超全球化下，政策制定者颠倒了这一逻辑，全球经济成为目的，国内社会成为手段。国际一体化随后导致国内解体。

有些人可能担心，强调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会破坏经济开放。实际上，共同的繁荣使社会更加安全，更有可能支持向世界开放。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贸易使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受益，但前提是分配问题得到解决。开放符合管理良好、秩序良好的国家的自身利益。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实际经验教训，当时贸易和长期投资显着增加。

好情景的第二个重要先决条件是，各国不会将对国家安全的合法追求转变为对他国的觊觎。对于超级大国，尤其是美国来说，这意味着承认多极化，放弃追求全球霸权。美国总是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视为天然状态。这种心态既危险又徒劳。它加剧了安全困境，也使我们难以从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中获得共同利益。

简而言之，未来的世界不必是地缘政治胜过一切。如果国家（或区域集团）将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降至最低这种情景成为现实，其原因并不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系统性力量。与超全球化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