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克曼的痛斥：打破货币泡沫和财政赤字的诱惑

严杰夫

“货币泡沫经过40多年的酝酿和膨胀，现在已经达到鼎盛阶段————现在被国会预算办公室‘美好前景’所遮盖的20万亿美元预期债务将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美国前国会议员、里根时期的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在《资本主义大变形》中，如此描写美国资本主义的“末日”。

斯托克曼并不是第一个抨击美国财政赤字的作者，却绝对可以算是最不给美国财政制度面子的作者之一。

一方面，作为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一员，斯托克曼近距离接触到了政府在预算斗争上的黑暗；另一方面，斯托克曼在华尔街的任职经历，也令他亲历了投机巨头们的贪婪。在斯托克曼看来，正是部分美国执政者和华尔街的投机资本之间的联手，才让美国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资本主义大变形》里，斯托克曼正是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来剖析美国资本主义弊病的根源。

在历史维度上，斯托克曼将美国昏庸的赤字财政理念，追溯到了罗斯福新政时期。与主流的历史观念不同，在斯托克曼眼里，罗斯福时代的一系列新政，并没看作是当代经济史的神话。相反，作者将罗斯福的宏观政策评价为“粗鄙的、通胀论者的观点”。

斯托克曼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批评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美国如今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毫无顾忌的货币政策，其滥觞就在罗斯福。

在斯托克曼看来，罗斯福最昏庸的政策有两项。一是，被后世赞誉为“百日新政”的标志性立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执行。表面上看，这一法案是用来帮助国家经济复苏，但在实际上，却强迫竞争者加入工业辛迪加，最终造成市场竞争被限制、价格被操纵。讽刺的是，这个法案在效果上并未帮助美国经济复苏，却反而“使其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卡特尔联盟”。

另一个“昏招”则是罗斯福领导的两大刺激计划：PWA和WPA。这两项计划的名字是主持部门首字母缩写，即“公共工程管理局”和“公共事业振兴署”。这两大机构正是新政时期主导经济复苏的核心机构。不过，历史数据显示，PWA实施的工程只贡献了40亿美元的产值，投资额仅占GDP的0.3%；而WPA更是在6年投资110亿美元的情况下，只造了一些乏善可陈的工程，最后负责人还被曝出勒索丑闻。

斯托克曼在书中用整整一章内容来细数罗斯福的无知和鲁莽，并指出罗斯福新政给后世留下的真正遗产只有权贵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肿瘤”。斯托克曼毫不留情地抨击道，自罗斯福时代以降，依靠“大炮加黄油”来冒险的林登——约翰逊、摧毁国家财政准则和金本位制的尼克松，屈从权力而姑息泡沫金融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不断推升国家债务水平的小布什和奥巴马，均可谓是一脉相承。在这样的历史更迭中，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终于成为为权贵、投机者服务的工具。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坏，不仅有着历史因素，背后的理论根源也有脉可寻。

斯托克曼接着又把矛头指向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宗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只能在封闭经济体中起作用，在实际情况下，它只会导致美元不断流向海外。1931年，凯恩斯在拯救英镑的行动中，反对采取财政紧缩措施，给予没落的英镑体系致命一击；10多年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领导建立起的新货币体系，又为美元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凯恩斯并不是唯一一位被斯托克曼抨击的经济学大师。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芝加哥学派的创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也饱受痛斥。在第十三章的标题里，作者直接将弗里德曼称为“愚蠢”。

斯托克曼之所以如此“痛恨”弗里德曼，是因为后者将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看成是通往最佳经济总需求和更高国民收入的途径，他推崇央行的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中起“指挥家”作用。但在实践中，弗里德曼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把国家银行准备金、货币和信贷置于“12人的货币政策政治局”（作者对美联储的讽刺形容）的控制下。就这样，堂堂的美国央行在政客和经济学家的联手推动下，步入了投机客的怀抱。

斯托克曼如此刻薄地批评罗斯福、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恼怒于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这些理论在当今仍然拥有巨大的政策影响。恰恰正是这种不恰当的理念，造成了垃圾债券的泡沫越来越大，最终酿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更令人感到心寒的是，如今执掌美联储的负责人们却仍是弗里德曼的忠实门徒。

在书中，斯托克曼有意无意地将奥地利学派放在更显着的位置。他所抱持的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观念，放在当下全球货币盛宴的背景下，的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且，在《资本主义大变形》中，他对新能源、新技术的扶持政策的评价，也的确过于苛刻。但是，他刺耳的怒骂确实值得警醒。

在今天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中，不能否认也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影子。因此，如何防止财政、货币当局沦为投机者的工具，对于培育健康的经济体，保障宏观经济的增长质量，避免步入美国的怪圈，同样是一个重要命题。这样来看，斯托克曼的“骂声”也就有了现实价值。